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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利玲:如何理解破產臨界期內“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對我國偏頗清償例外的重釋與情形補足

作者: 時間:2019-09-27 閱讀次數:263 次 來自:人民司法·應用


引言


  破產清償區別于一般債務清償程序的最主要特點在于前者的目的是通過集體程序公平地清償全體債權人的債權,為此破產法禁止債務人在具有破產原因的情況下仍對個別債權人的單獨清償,以避免同一性質的債權被區別對待,實現債權平等和公平分配。我國破產法第三十二條將破產案件受理前六個月內,債務人已經發生破產原因的情況下仍然對個別債權人清償的行為確定為可撤銷的行為,同時賦予管理人請求法院予以撤銷并追回財產的權利,從而確立了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行為系有害于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并應予以撤銷的一般規則。


  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也稱危機期間的個別清償,屬于偏頗性清償行為的一種。在我國破產法上,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與破產法第三十一條中“對未到期債務提前清償”、“對沒有財產擔保的債務提供財產擔保”共同構成了可撤銷的偏頗性清償行為的三種具體形態。所謂偏頗性清償行為,也稱優惠性清償,是指因債務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法律規定的期間內的行為,使債權人的地位得到了優于其他債權人的改善。[1]由于債務人的該種行為優先清償了其個別債權人,破壞了債權平等原則和公平清償的原則,損害了其他普通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故立法通過規定偏頗性清償行為為可撤銷行為,否定了其在破產法下的合法性,并通過撤銷消除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為避免對債務人處分權的過分限制和對交易安全的過分損害,也藉此平衡全體債權人和個別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破產法第三十二條以但書形式規定“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作為破產臨界期內個別清償撤銷的例外,從而對該種行為的撤銷加以一定的限制。此也是立法上有關偏頗清償撤銷例外的唯一規定。此后破產法司法解釋(二)([法釋2013]22號)例舉了三項 “必要的個別清償”,即:債務人為維系基本生產需要而支付的水電費等、債務人支付勞動報酬和人身損害賠償金,作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典型個別清償,并以 “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其他個別清償”作為兜底條款(第16條)。同時補充規定了以下除外情形:“對受理時已到期的未到期債務提前清償”(第13條);“對由債務人財產擔保債務的個別清償”(第14條);以及“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或基于執行行為的個別清償”(第15條)。從而對偏頗清償行為撤銷的例外情形做了一定的明確列舉和擴張。這也意味著,為因此受清償的債權人提供了更多可援用的抗辯理由。


  但是由于立法本身沒有對“個別清償行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認定標準加以明確界定,而破產法司法解釋(二)所列舉的情形有限,尚不足以為司法實踐提供具體統一的裁判規則,因此,法官在具體案件中針對個別清償行為撤銷與否時仍面臨認定上的困難,不可避免地出現適用結果上的不同。

 

一、對“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不同司法認定


  司法實務中法官對破產臨界期內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認定標準不同。以下三個案例可茲證明。   


  案例1:在債務人A公司管理人與債權人B銀行破產撤銷權糾紛案中,法官認為:由于A個別清償B到期貸款后B又給A發放了新的等額貸款,債務人財產實際上未受損害,因而不應撤銷個別清償行為。在該案中,法官認為只要個別清償沒有損害債務人財產就不應當撤銷。類似的判決認為,債務人所清償的無息借款可以使債務人零成本使用資金,屬于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簡言之,債務人的“存量財產未受損”(即未造成破產財產價值的減少),即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但在另外的判決中,清償無息借款的行為并未被認定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


  案例2:在債務人A公司管理人與債權人B公司破產撤銷權糾紛案中,A公司清償B公司的先前貨款后從B處獲得了一批新貨。法官認為:無法認定債權人提供新貨而使得債務人獲得新價值的額度以及財產增加的范圍,故也就無法比較債務人因清償先前貨款后直接減少財產與因此新增加的財產孰多孰少,即無法認定新貨價值大于清償額,進而認定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個別清償行為并不能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清償貨款的行為應予撤銷。在該案中,法院認為個別清償使債務人增加的財產必須大于使其減少的財產才能認定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簡言之,“破產財產利益須有增量”。


  案例3:在債務人A公司管理人與債權人B銀行破產撤銷權糾紛案中,法官認為:A公司退還B銀行借款系履行合同義務,既避免了A公司將來的違約賠償,又未增加A公司的其他經營成本,客觀上使債務人財產受益。可見,在該案中法官將個別清償是否避免了未來可能發生的債務人財產的減少(違約責任)作為標準判斷個別清償是否“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簡言之,“未來財產未受損”即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類似的判決認為,扣劃利息可以避免債務人的違約責任,避免貸款提前到期,屬于使債務人財產受益。但在很多其他案件中,利息扣劃行為被裁定可撤銷。


  除上述案例外,近年來在某些案件中還出現了一些其他個別清償撤銷的例外情形,包括:同時履行行為、負債與清償之間間隔短暫、清償行為符合正常交易習慣等,從而賦予“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更多的內涵。


  由以上案例可見,在司法實務中對于個別清償行為是否“使債務人財產受益”,因而得作為破產撤銷的例外,法院并無統一的認定標準,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只能依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釋,由此出現了法律適用結果上的不同。其結果有可能損害全體債權人利益,違背公平清償原則,或者可能使個別債權人的正當利益得不到實現,對交易安全造成損害,也難以為市場交易的參與者提供穩定的預期。

 

二、對“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學界不同解讀


  有學者認為:所謂受益并非是指“有對價”,而是指這種支付是否具有償還以外的利益。并舉例說明:A為破產債務人對B 擁有債權100萬元 ,按照正常的商業交往,應該償還。但如果發生在破產申請(受理)前的6個月內,即使是這種正常的支付,也被破產法推定為惡意支付,從而可以撤銷。但是,如果能夠證明這種債務是對電力公司或者自來水公司的債務,如不清償,就會被停電或者停水,從而使企業遭受更大損失的,可以認定“該支付或者清償使債務人受益。”[2]簡言之,“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應是指債務人可獲得清償以外的 “增量”利益。


  有學者則認為:構成“使債務人財產受益”, 需同時滿足“無損破產財產的等值交易”和”不存在信用授予關系” (即時交易)兩項要件。若破產債務人從事了即時的等值交易,因其并未造成破產財產價值的減少,即便該交易處于破產臨界期內,也不應該被撤銷。在判斷是否構成信用交易時,應以即時交易為原型,謹慎對待長期合同與信用擔保。[3]簡言之,“使債務人財產受益”應是指債務人財產的“存量”利益不受損。


  實務界和學界對此問題之所以產生不同理解,固然源于我國立法對于偏頗清償撤銷的除外規定過于抽象概括,且語義表述不清,未能提供明確而具體的裁判標準。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因為立法沒有針對不同類型的可撤銷行為的特殊性規定特殊的構成要件從而提供撤銷與否的基本判斷標準。同時,法律也未能充分考慮對善意債權人的保護以及靈活對待為實現特定目的的個別清償。致使法官有時不得不基于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通過擴大解釋甚至借鑒國外例外情形以盡可能弱化因撤銷而帶來的損害。因此有必要對我國破產法上偏頗清償撤銷的除外加以重釋、反思和補足,以期為司法實踐提供參考。

 

三、基于破產撤銷目的及可撤銷偏頗清償行為構成之結果要件的撤銷排除


(一)破產撤銷制度的目的與可撤銷偏頗清償行為構成之結果要件


  盡管破產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本身存在邏輯表述不通的問題,因為在債務人已知其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任何對個別債權人進行的清償都會造成破產財產的減少而不會使其增益。[4]但我們毋寧將其解釋為立法旨在為平衡各方不同的正當權益所做的努力。其意在通過確立個別清償行為撤銷的除外(豁免),使可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范圍(除通過設定撤銷臨界期的限制外)得以進一步被限制,尋求既維護全體債權人(在破產法上)的利益,又盡可能保護個別債權人(在非破產實體法上)受正常清償的利益,并維護交易的安全與經濟秩序的穩定。

 

  破產撤銷制度的目的主要有二:其一,確保債務人財產的完整,使債務人財產不因債務人的不當行為而受有損失,進而直接損害債權人的整體利益;其二,保護債權人獲得平等受償的權利,避免因債務人的個別清償行為造成對其他債權人的歧視性對待。因此得被撤銷的行為,在客觀結果上應滿足下列兩項要求:1、行為使債務人財產利益受有損害;2、行為導致債權人偏頗清償結果。但是破產撤銷的上述兩項目的是通過對不同類型的可撤銷行為的撤銷分別得以實現的,因此對于不同類型的可撤銷行為在結果要件的要求上并不完全不同。


  根據造成的損害后果,破產可撤銷行為通常可分為二類:詐害行為(不正常交易行為)和偏頗行為。前者“是指債務人與相對人之間有損于其他債權人的行為”,[5它減少了債務人財產的總價值,直接損害了全體債權人利益;后者是“對特定債權人有利而對其他債權人不利的處分或者給付行為”,[6]即因債務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法律規定的期間內的行為,使受到清償的債權人的地位得到了優于其他債權人的改善,[7]從而破壞了債權平等原則,直接損害了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同時也間接損害了債權人全體利益。可見兩類行為的撤銷對象不同,詐害行為的撤銷對象是直接損害債務人財產利益的行為;而偏頗行為的撤銷對象則是對先前債務的厚此薄彼的清償行為[8]。因此判斷兩者的標準不同,對其撤銷的目的也就不同。對詐害行為的判斷,是根據交易本身是否公平,是否給債務人的財產價值帶來損失,而不要求行為一定產生偏頗結果,對其撤銷的目的在于糾正債務人在破產程序前所為的有害債務人財產的行為;而對偏頗行為的判斷標準則除損害了債務人財產外,還必須判斷 “特定債權人的受償地位是否因某項行為得到個別的改善”,[9]即因債務人的行為是否使個別債權人處于比原來更有利的地位(獲得更多分配或更優先的分配順位),因此對其撤銷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個別債權人在破產程序開始前的法定期間內獲得不公正的利益。[10]

 

  我國破產法第三十二條之“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與破產法第三十一條之“對未到期債務提前清償”、“對沒有財產擔保的債務提供財產擔保”都屬于偏頗性清償行為的一種具體形態,因此,基于上述對偏頗行為的撤銷對象、結果要求、撤銷目的、判斷標準等的說明,如果被個別清償的債權人并沒有因清償行為而損害債務人財產且獲得更為有利的受償地位,即沒有因此獲得優先于該行為未發生時在破產分配中的清償地位,而導致不公平結果產生,就無害于其他債權人平等受償的權利,則該清償行為就不應被撤銷。唯此才符合對偏頗清償行為撤銷的判斷標準和立法規制的目的。


(二)對未損害債務人財產并未導致“偏頗結果”的個別清償行為的撤銷排除


  根據上述破產撤銷制度的目的與偏頗行為構成之結果要求,對未損害債務人財產并未造成“偏頗結果”的個別清償行為理應被排除出撤銷之外。嚴格說來,此種除外情形并非“例外”,而是因其本身不滿足行為要件中“行為結果”要求而作出的“排除”。


1、為債務人提供了“后續新價值”


  如果債權人基于債務人的清償行為而向債務人提供了“新價值”,例如基于對舊貸款的清償提供了新貸款、基于對先前貨款的清償供應了新一批貨物。由于債務人財產在“新價值”與債務人清償相抵的范圍內無損失,在新舊債權等額的范圍內,債權人的受償地位并未發生改變,因此對于先前的清償行為不應撤銷。美國破產法即確認此種情形為法定的例外[547條(c)款(4)]。實際上,后續新價值的例外在我國審判實務中已經得到運用,盡管法官并沒有使用后位新價值的邏輯去分析。例如前述債務人A公司管理人與債權人B銀行破產撤銷權糾紛一案中,法院認為:個別清償一方面使債務人能夠繼續獲得債權人貸款,另一方面避免了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產生的違約責任,因而屬于能夠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情形,不應撤銷。


2、對以債務人自有財產設定擔保物權的債權的清償


  我國破產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規定:債務人對以自有財產設定擔保物權的債權進行個別清償,屬于危機期間個別清償的例外而不予撤銷,除非債務清償時擔保財產的價值低于債權額。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為雖然該清償行為造成破產財產的減少,但在擔保財產的價值高于債權額時,被清償的債權人并未因此清償獲得較之前更有利地位,其他債權人也并未因此受到不公平對待。因為即使債務人未在危機期間內進行個別清償,該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仍然對債務人設定的擔保財產享有優先受償的權利,因此該清償行為不構成偏頗清償。


3、對司法清償例外的反思


  破產法司法解釋(二)第15條規定:債務人經訴訟、仲裁、執行程序對債權人進行個別清償不予撤銷。之所以如此規定,目的在于尊重和維護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保護由生效裁判確立下來的交易秩序。[11]但這一規定的妥當性有待商榷。首先,司法清償與一般的清償在破產制度下并無本質區別,都會導致債務人可供分配的財產的減少,所不同的是司法清償加入了國家強制力,但國家強制力的加入并不會進一步提升個別清償行為的正當性。[12]其次,這種例外會導致債權人之間的不公平。此外,該例外也極易被惡意利用,盡管立法排除了債務人與債權人惡意串通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的行為,但其難以識別和證明。因此,不宜將其作為可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例外。德國與日本破產法也都規定執行行為不妨礙撤銷權的行使。

 

四、基于特定目的和利益權衡的撤銷例外


  例外,是對于滿足可撤銷構成諸要件的依例本應撤銷的偏頗清償行為作為特殊情況對待,使之例外地豁免撤銷,此種“例外”是基于特定目的實現和利益上的權衡。據此,以下情形應作為撤銷的例外情形:


1、常規營業給付


  所謂常規營業給付,也稱正常營業給付、慣常交易。根據美國破產法,是指符合債務人正常商業與財務流程、遵守通常商業條款的交易。常規營業給付本身不僅會減少債務人財產,而且有違公平清償原則,但是將其作為撤銷例外的正當理由之一在于:“允許債權人保留常規營業范圍內的清償款實際上會鼓勵債權人與存在財務困難的債務人進行信用交易。只有這樣,債務人才可能得以維持經營而避免整個破產,或者至少在進入破產程序時能具有更好的財務狀況。實質上,常規營業轉讓有利于實現債務人資產價值的最大化,債權人作為整體也將因此受益。”[13]而且對“常規”的要求,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個別債權人謀求優先受償的故意。可見,常規交易對于債務人在陷入經濟困境后維持經營以及信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將其作為例外有益于債務人財產。按照美國破產法,債權人若主張常規營業例外,須證明以下第一項及第二項或第三項標準:第一項,該債務是債務人在常規范圍內所承擔的;第二項,該給付是在債務人與受讓人間的常規范圍內所作出的(在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進行衡量的主觀標準);第三項,該轉讓是根據常規營業條件所作出的(從行業角度衡量的客觀標準)。[14]我國破產法司法解釋(二)第16條第1款例舉的“債務人為維系基本生產需要而支付水費、電費等的個別清償”免于撤銷的規定,實則屬于常規營業給付例外的規定,但是由于沒有引申出“常規營業”及其判斷標準,使其適用受到很大限制。


2、同時實施的交易


  同時交易例外,是指一項交易行為即使符合撤銷條件,只要交易是同時或者基本上同時發生的,并且交易的目的是獲得同等價值或能夠給債務人財產增加新價值, 該交易行為就可免于撤銷。之所以對同時交易予以撤銷的例外,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1)該交易本質是對待履行和等值(甚至超值)交易,清償并沒有減少債務人財產,而只是財產形式的轉換,因此沒有損害債權人全體利益。(2)不對此清償撤銷,有利于維持已經面臨經濟困境的債務人仍可以參與一定形式的交易活動,繼續保持企業的運轉。否則將導致債權人不愿意與陷入困境的債務人繼續從事商事交易,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會加速債務人的破產進程。根據美國破產法之規定,該例外的適用需滿足兩個條件:其一,債務人和債權人進行轉讓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債務人同時交換新價值;其二,事實上這種交換基本上是同時發生的。[15]此處交易的同時性并非是指絕對意義上的即刻性,而是一種實質上的同時性。而德國破產法規定,債務人的履行可以使債務人財產直接獲得同等價值的對待履行的,只有故意損害債務人財產的情形下,方可撤銷。[16]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經有判決承認即時交易的例外。但為了確保適用上的確定性,應將破產法第32條但書部分作擴大解釋至此種情形。但在適用該例外時應特別注意兩點:第一,交易具有等值性。若債務人的給付與債權人的對待給付差額過大,可能會被“以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而撤銷。第二,交易具有即時性,即給付與對待給付之間的時間間隔應當在合理的范圍內。


結語


  在破產法外清償到期債務是債務人理應履行的義務,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是在破產臨界期內債務人仍對個別債權人清償將會受到破產法上撤銷制度的狙擊。通過破產撤銷制度,旨在保護債務人財產的完整,使債務人財產不因債務人的不當行為而受有損失,進而保護債權人的整體利益,同時保護債權人獲得平等受償的權利,避免因債務人的個別清償行為造成對其他債權人的歧視性對待。我國破產法第三十二條在規定“破產臨界期內的個別清償”行為撤銷的一般規則的同時,也規定了“個別清償使債務人財產受益的除外”,作為撤銷豁免情形,意圖對該行為的撤銷進行必要的限制。但法律沒有對如何理解和認定個別清償行為“使債務人財產受益”予以明確規定,導致解釋上的困難與司法適用的不統一,也反映了立法對偏頗撤銷行為及其除外情形規定的不足。本文認為,應當首先結合破產撤銷制度的目的和可撤銷個別清償行為的構成要件,特別是結果要件進行分析,對未損害債務人財產且未導致“偏頗結果”的個別清償行為予以排除。同時應允許基于特定目的和利益平衡而增加其他例外情形,從而作為破產撤銷制度的必要補充,矯正因其過于剛性可能導致的不公平后果,實現全體債權人與個別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實現破產法目標和交易安全之間的平衡。

 

注釋:


[1]參見李永軍:《破產法—理論與規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頁。

[2]參見李永軍:《破產法—理論與規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頁。

[3]參見許德風:《論偏頗清償撤銷的例外》,載《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2期,第22頁。

[4]參見王欣新:《破產撤銷權研究》,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5期,第147頁;許德風:《論偏頗清償撤銷的例外》,載《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2期,第22頁。

[5]李永軍、王欣新等著:《破產法》(第2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95頁。

[6]查爾斯J.泰步:《美國破產法新論》(中),韓長印、何歡、王之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34頁。

[7]李永軍:《破產法—理論與規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頁。

[8]韓長印主編:《破產法學》(第2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頁。

[9]李永軍:《破產法—理論與規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頁。

[10]李永軍:《破產法—理論與規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頁。

[11]參見王欣新:《破產法》(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頁。

[12]參見許德風:《破產法論——解釋與功能比較的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74-375頁。

[13]See 11 USCA § 547 (c)(2).參見 [美]查爾斯?J. 泰步:《美國破產法新論》,韓長印、何歡、王之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78-579頁。

[14]參見[美]查爾斯?J. 泰步:《美國破產法新論》,韓長印、何歡、王之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81-583頁。

[15]See 11 USCA § 547 (c)(1).參見[美]查爾斯?J. 泰步:《美國破產法新論》,韓長印、何歡、王之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72頁。

[16]德國破產法第1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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